序
我在去年才认识秋石客先生。不久前,他寄来新作《新思潮》,并希望我给此书写个序,我觉得《新思潮》一书写得很特别,有些新思路,应该为它写几句。
我很赞同作者的理论反思立场和思路,“站在人民人众力场上进行反思,不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团体、政党、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都是必要的,不进行反思的个人、团体、政党、国家、民族、人类都是没有希望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探讨中国最佳发展道路,有的探索是正确的,有的探索是错误的,要分辨哪些探索是正确的,那些探索是错误的,是离不开联系斗争实践的反思的,反思是人类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所必需的。的确,“以苏联崩溃为标志,共产主义大厦坍塌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产生的原因,是外部的原因还是内部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哪个原因是主要的?显然是兼而有之,内因是主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存在问题。在重建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如不查出图纸和施工存在的问题加以改正,照搬原来的图纸和施工必然还会失败,因此,反思共产主义图纸和施工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必要的。”
《新思潮》一书每一章都有创新的思维。如第一章运用三分法推出了当代九大政治思潮;第二章提出了物质与意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的、决定作用转化论、三分法的哲学新观点;第三章以新的理论高度论述毛泽东经济学;第四章提出了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大众民主政治学,等等,独到的观点很多。例如“人类的第一任务以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打碎资本主义的外壳及其思想,解放全人类,完成极其重要的转变即人的价值观的转变,完成由物质人变成文化人的历史转变。”就是例子。作者总结历史并针对现实,批评人类的拜物情结,号召人类进行价值观的革命,认为这个价值观革命是实现建立新社会的必要条件,不亚于新社会产生的物质条件,很有意义。再如“中国及世界不但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必须放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总结、提高毛泽东式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救世界。”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生的一种思路。
阅过此书,不论你赞成与否,总有些启发,这是难得可贵的。
《新思潮》的主要缺陷是论证不充分,这个缺点可能会严重影响读者对本书的理解,希望作者继续努力。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但它永远给未来的研究者拓展着新路,否则它就不能发展了。只是新的研究者在踏上新路时,要勇敢,也要谨慎一些。
总之,《新思潮》一书值得一读。人们也许不会赞同作者所有的观点,但都会为年轻人创新思维所振奋,在人类思想领域里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未来属于敢于思考和善于思考的新一代。
戚本禹
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李永成的序
这是一本将会引起争议和思考的书。站在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点上,以自创的方法为经纬,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体系,从一般原理、制度原则到政策走向尽行梳理,在继承和批判的改造中推展新领导的思想、旗帜,名曰新思潮。
作者的意思,国际共运既遇全球性的大挫折,病根须从基础理论上诊断,重加审视,推陈出新。为完成这个工作,不惜将整个理论大厦全盘翻修,俨然拼命三郎之遗风。然而,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批评之言,是站不住脚的。凭文字不多的质疑之后让新论登场,就想颠覆一些众所周知而信仰的原理,难矣哉!然而,仍教余勇而为之,显然作者对所论问题是认真思考过的。
书中不遗余力地推出一元三分九段论的方法,引人注目。但我看来并不比唯物辩证法的方法高明,仁者见仁吧。三分法早为毛泽东所常用,将之纳入对立统一的框架,起的名字叫“开展两条路线斗争”,即为了正确认识和实践,也为了突出事物稳定的质,注意反对两边的过和不及,而执其中。但这只是作为矛盾分析法的一个补充而已。可以理解,作者想寻出社会主义实践挫折的理论原因,找出或创出能引社会主义于坦途的崭新理论,需要眼光和勇气。但如此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马克思主义,是轻率和欠严肃的,客观上摇撼着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宁如是为乎?
作者有“网络思想家”之誉。思想家者,以历史和现实为原材料,加工制作独家产品是也。产品总是有精品,有次品,秋石客也不例外。其长处是独立思考,打破框框,大胆推出原创产品。比如,世界九大政治思潮这个产品,就不多见,原来世上尚可分出如是光怪陆离的派别,更让人联想了毛泽东的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读之有益。至于思潮代表人物的划分,则存有问题。
作者深情向往社会运动的振兴,勾画了未来社会的诱人图景,图景的底版,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见解。作者自称是“新毛派”,自觉承接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成果。这成果自然越到晚年越老辣成熟,故书中用很长篇幅,肯定了“文革”的实践和“继续革命”的理论。虽有不确的溢美之词,同是站在一“派”的观点说话,却也真实寄托了写书者的理想。包括毛泽东的全面公有制的思想,整体论的经济学,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群众专政和社会大民主的探索,限制法权与建立人与人全面平等关系的倾向,阶级斗争的论断,斗私批修的纲领以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诸实践形式等等,都溶含在作者思想中。诚然,这些是符合原旨的社会主义理念,但缺乏实现的土壤,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花开的好看却难结果实。根本的缺陷,是活力机制不完备。既然迄今为止,人的积极性主要靠利益驱动,只好求助于自由资本的登场,而“文革”却给予了严厉的全面打杀。毛泽东时代的人,对资本的坏处警惕太过,倒澡水连同婴孩一块倒掉了。
同样,对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有个倒澡水连同婴儿一块倒掉的问题,这便是作者不满于允许资本充分发展的现实政策之由来。
作者虽言之凿凿地列举了资本肆虐的众弊端,采取的却是宋玉攻击登徒子的手法。书中对改革开放性质的判断是错误的,须知,任何绝对的肯定的绝对否定都有背唯物辩证法的精神。这对于改革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一样适用。资本这个怪物来到世间,一直有两重性,马克思说它浑身滴着血和肮赃的东西,但也说它是魔术师,把巨大财富从地底下唤出。中国是个有过千年农业文明的古国,很缺少这魔术师。共产党执政初期刻意屏蔽它而不行,才改弦易辙,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适合了国情的两面:一方面,中国很穷,急需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中国人民愿意共同富裕,不喜欢两极分化。个别政策可能有偏,但宗旨从来鲜明,怎能说改革开放是“隐蔽地恢复了资本主义”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名副其实的,它像个瓶,里面的成份增增减减,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公有制经济为主、其他经济为补充到两者共同发展,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具体内容总在变化,但基本的东西不变,那就是充满活力和公平正义的双重目标,是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多元价值。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发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词来恰如其分地解决中国的难题,其功不在禹下。这个词永远不要更换,就像可口可乐的瓶子百年不换一样,里面的微量元素尽可变化,但公开和活力的基质不变。这需要高级调剂师,知道什么时候让资本畅行其道,什么时候挥舞节制资本的上方宝剑。调剂师始终想着大众,不可迎合一己的私欲,“圣人无心,恒以百姓之心为心”
书中很多地方打上作者独立思考的印记。关于毛泽东新式建军思想的分析,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反思,关于毛泽东整体经济学的研究,关于共产主义新人不应是片面经济人,而应以追求精神生活为主导的论述等,不乏创见,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精彩的看点,在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中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多舛,社会主义振兴的曙光再现,世界资本主义几经沧桑而渐趋式微,书中都有中肯、祥实、深刻的描写,展示着历史的轨迹,透析着辩证的哲理,笔端多带作者的情感,声音切合大众的口味。所转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读来更添兴味。
总的说,书中观点庞杂,虽以三分法为主轴,但所涉领域众多,体裁各异,实难尽评。而这般作序,想必会同时遭到赞同和反对秋石客者的不满。反对的不必说,因为你写序;赞同者或因这多批评文字而替打抱不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岂有清一色的文章?书中“落霞与孤鹜齐飞,香花与毒草并长”,难道不是事实吗?但这样的文字是有作用的,有个学者在“世纪大讲堂”上说,年轻时读马克思的话:真理是在比较中发展的,内心很感动。记得毛泽东也说过,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善、美的东西总在同假、丑、恶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社会的民主和宽容,正为得不至于把日后可能绽放异彩的鲜花掐死。花儿尽可齐放,美丽与否却不在孤芳自赏,而在于干百万人民群众的认同。
本书的思想虽良莠不齐,但视野宽广,思路解放,莫遮拦地直抒己见,不尽合时宜却给人以鲜明的比较和警醒:原来问题尚可这般的提出和解析。邓小平说,一个民族不解放思想,其生机就停止了。作者不追时尚,不挣金钱,不逐消费,孑然漫步于理论的殿堂,思考着似不关己却关乎民族、人类的大事,也是一种反潮流吧。
因观点与作者相去甚远,写序时便怀了喜忧参半的心情。所喜的,是作者与人民大众有着一致的深情大愿,那就是社会主义富裕的路。忧的是作者的观点有不足的一面。
道有同者可相与谋,就用书中我最无保留赞同的几句话,作为这序的结束:
“结论一:事实很清楚,中国的真正前途是搞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退一步讲,也要搞德国式的社会资本主义,而绝不能搞放纵性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并非空想,资本主义也不可能万古不朽。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应该是最佳选择。舍此不能说明一百多年来,千百万高举共产主义运动旗帜的英雄与先烈的奋斗历程和鲜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结论二: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真正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只能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失败,或者说只能是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失败,这种失败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胜利来说意味着是一种帮助和经验,也是她胜利的条件。
结论三:社会主义运动必须认真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原因,为此才能重新使社会主义胜利的大踏步前进。”
二零零七年七月于开封
自序
有人说,写自序都是书没写好,自己想亡羊补牢或画龙点睛,有一定道理。通过自序,让读者更便于了解书的一些观点和形成过程,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近现代思潮不断的发生裂变。一八四零年后,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与西方不同的独立的集权制约型政治思潮经鸦片战争的敲打而风雨飘摇。在近代,西方老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洋务运动、康梁变法、辛亥革命试图占领中国,但遇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包装的新集权主义的阻击,由于老自由主义实践(表现为国民党的腐烂和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破产,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在现代,毛泽东率先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和向自由主义的不间断进攻于一九七六年终结。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以全面非毛化为契机,自由主义卷土重来,历史发生逆转,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破产。于是,左中右思潮不断发生裂变,各种新思潮相继出现。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裂变
在西方,自由主义分离出约束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同样,在中国,自由主义在没有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就分离出特权依附性封建资本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改革开放后从右翼分离出来的新左派和新权威主义等,明显带有与右翼不能一刀两断和使用右翼话语符号反右翼的两个特征,不得不在非主流状态下呐喊,新自由主义一路高歌,老自由主义等思想流派也不得不在非主流状态下呻吟。
新集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第一国际)的裂变
在西方,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恐怖主义)独来独往;伯恩斯坦、考茨基主义(第二国际)成为物质论、阶段论的马克思主义改良自由派,其中的一支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第三国际)成为意志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集权派;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主义(第四国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自由民主派。在东方,中国改革后,从主流新老自由主义分离出反文化革命也反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老左派,这种特权依附型封建社会主义老左派渐趋消亡;新左派日趋壮大和分化,成为左派中的中间派;毛泽东通过文化革命孕育了自由与集中相结合的毛泽东主义文革派,新毛主义正迅速兴起,成为左派中的新秀。
在传统的左右派裂变出的各种新思潮正在系统化和展开激烈的论战,其中新毛派将赢得未来。
笔者认为,经过近代世界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先后出现新的思潮是不可避免的,新思潮必然击败旧思潮,舍此不能出现全新的社会。共产主义理论是个生命之树,要想常青,必须给与新鲜营养。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理论起源,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列宁主义是一部分,毛泽东主义是一部分,内容是不同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论要不断的出新才会有新的革命运动。把马列毛等分别看作是共产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是正确的,而把一切新理论纳入马克思主义是十分荒唐的,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新思潮》是我积四十余年的对人类文化全面反思性思考结果,特别是我近些年来网上论战和对人类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反思的结果。笔者认为,站在人民人众力场上进行反思,不论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团体、政党、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都是必要的,不进行反思的个人、团体、政党、国家、民族、人类都是没有希望的。以苏联崩溃为标志,共产主义大厦坍塌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产生的原因,是外部的原因还是内部的原因?或者兼而有之?哪个原因是主要的?显然是兼而有之,内因是主要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存在问题。在重建共产主义大厦的时候,如不查出图纸和施工存在的问题加以改正,照搬原来的图纸和施工必然还会失败,因此,反思共产主义图纸和施工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必要的。
破和立是思想理论界的永恒主题,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破是手段,立才是目的,本书力求贯彻破与立的统一。
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段精辟的论述,对于当前理论工作者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书就是践行毛泽东理论研究思路的一种尝试。
全书共计十三章,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文学等许多领域,力图表达一个完整的新思想体系。
第一章重点讲了左中右概念和当代世界九大政治思潮及其走向,认为左中右是世界政治的客观存在现象,九大政治思潮是左中右政治思潮的延伸。本章还对胡锦涛政治思想作出了是中国新特色社会主义的判断。
第二章讲了哲学问题,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整体哲学概念。从哲学本源论方面,本书不但批判了唯心论和唯物论本源论,而且批判了辩证唯物论本源论,提出了物质和意识不可分割的二元合成对立统一辩证本源论。从认识论方面,本书不但批判了唯心论和唯物论认识论,而且批判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提出了物质和意识不可分割的二元合成对立统一辩证认识论。从物质和意识关系方面,本书不但批判了唯心论的意识决定论和唯物论的物质决定论,而且批判了辩证唯物决定论,提出了对等的物质和意识作用对立统一辩证的决定论转移论。
从方法论方面,本书评论了一分法和二分法思想方法,并提出了三分法思想方法,认为三分法思想方法是最好的思想方法。机械唯物主义是形尔上学,没有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还是物,不是彻底的辩证法,物质与意识的决定作用转换才是彻底的辩证法。不批倒唯物论,就不能挖掉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见物不见人,见生产力不见生产关系,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见人与人的关系,不见文化,不见阶级斗争。
第三章讲了经济学出新问题。书中除了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学外,重点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陷,高度颂扬了毛泽东的经济学思想,力求达到经济学出新和呼吁建立整体经济学的目的。
第四章讲了新的整体政治学问题。书中除了简单说明政治学的历史变化和类型外,重点评估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对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及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作了比较。特别是提出了公有制条件下的全新的以大众民主为基础的政治结构,把政治和经济、文化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
第五章讲了整体论的历史观问题。书中除了批判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而且质疑了辩证唯物历史观,提出了物质和意识不可分割的多元合成的整体历史观。
第六章讲了整体论的阶级问题。书中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唯物倾向的阶级论等观点,认为阶级是始终存在的,人类要消灭的只能是对抗性阶级。阶级的存在不只是经济层面因素使然,而且和政治、文化等因素不可分割的。因此,要解决阶级对抗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是达不到目地的。只有不但消灭经济阶级对抗差别,而且要消灭政治和文化阶级对抗差别才行。书中还对社会主义的新阶级关系进行了探讨。
第七章讲了对当代世界的性质等整体判断问题。本书从整体论出发,认为冷战前后的东西方左右理论界对世界性质等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判断是有背当代客观世界现状的。当今世界,传统的右的资本主义和左的社会主义都不再是世界的主流,混合社会即中间道路己成为主导。换句话说,当今世界以进入生长的共产主义和消亡的资本主义彼此反复斗争的过渡社会。笔者不赞同东西方左派争夺正宗权的内斗,认为革命与改良都是手段,运用哪个手段更合适,要视国情和历史发展程度而定。从全世界范围看,东西方左派应该团结起来,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会空前大好。
第八章讲了历史发展合成动力和社会结构问题,强调历史发展合成动力,是针对左翼内一部分人片面强调所谓的无产阶级作用的错误倾向,希望左翼注意统战等策略问题。强调社会的上中下结构的客观性,是反对精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为辩证的民主集中制政治服务的。
第九章讲了共产主义概念和文化出新问题。笔者批判了物化了的共产主义理论缺陷,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但需要物质条件,而且更需要精神条件,是物质和意识的双重作用结果。认为当代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基本具备,人类除了需要社会制度革命,更需要的是价值观的革命,而在价值观的革命中,对整个社会各阶级而言,知识阶级的转变是至关重要和领先的。笔者认为文化出新,首先要破除拜物、拜金、拜等级等利己主义文化,大力提倡人文主义、利他主义和大众文化。
第十章讲了世界格局与中国外交问题。笔者认为三个世界的格局依然存在,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依然存在。解决美国的霸权和价值观是全人类的历史任务。依靠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削弱第一世界,是中国外交的基石,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
第十一章讲了文化革命问题。笔者认为,文化革命浩劫论、错误论、试错论、权力斗争论等都是错误的,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因此,笔者对文化革命的根源、性质、过程、历史意义等做出了评估,给了高度正面的评价。
第十二章讲了中国历史百年走向。笔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经过异常激烈的正反左右斗争,目前已经到了合的阶段,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光明。
第十三章讲了世界为什么即要反对放纵性资本主义又要放弃传统社会主义和走新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及世界不但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必须放弃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总结、提高毛泽东式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救世界。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人类思想史的一个高峰,正因为如此,本书从头至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扬弃。本书之所以主要借鉴的是毛泽东思想,是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者,因此,本书也可以叫新毛主义论。另外,本书力求贯彻整体论思想,书名也可以叫整体论。
本书许多内容是汇集了我网上的文章,读起来难免有不完整和重复的痕迹,同时,对许多论点论证不够,还望读者谅解。抛砖引玉对一般作者说来是自谦之词,而对我却恰如其分,这本书若能起到启发人们的思路,并引出高水平的系统理论文章,那就令我十分高兴和满足了。
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今年初在一些地方讨论本书的过程中,有不少朋友就三分法方法论等赞成我的观点,令我十分高兴,证明知音尚有,我并不孤立。其实,三分法等新论源于自然,并不是哪个人的凭空想象。
请戚本禹写序是因为我敬重其学识和气节。请李永成写序是因为他在党校工作,拥马、拥毛、拥邓,有中间特色,与笔者有异同,很具有代表性。
本书的出笼,得益于许多朋友的支持,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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